老舊社區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治理重心下移的重要載體。2020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全面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工作的指導意見》強調，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大力改造提升城鎮老舊小區，推動構建“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體系。2021年3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城市更新，改造提升老舊小區、老舊廠區、老舊街區和城中村等存量片區功能”。以上文件充分表明黨中央和國務院對老舊社區治理的高度重視，彰顯了老舊社區治理是城市有機更新、新時代高質量發展，以及探索實現“共同締造”理念的重要維度和重要場域。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北京市老舊社區的典型之一——HC社區的治理過程為研究個案，詳細剖析老舊社區治理的創新實踐。HC社區在4年的時間里，將一個矛盾尖銳的老舊商品房小區改造成為一個模范的優質小區，引起了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其改造方式和治理模式既有特殊性，也有一般性的意義和價值。有鑒于此，本文嘗試構建一個具有適切性和理論解釋力的分析框架，力爭在分析上突破國家—社會關系范式的解釋限度和邊界，并通過對HC社區治理經驗的實證分析，全面總結這種創新機制背后的內在邏輯和互動機理，進而探討如何真正實現黨政主軸的政治整合功能和培育自治的社會功能的高度融合。
一、嵌入性治理：老舊社區治理創新的一個分析框架
近年來，在理論界和實務界主要形成了三種老舊社區治理模式，即政府托底治理模式、單位托管治理模式和社區自治模式，三種模式各有特點。學術界則主要圍繞老舊社區由誰治理形成了爭論性的討論。就目前學界的研究現狀來看，主要存在著應然邏輯與實然邏輯的爭論。一方面，相關研究主要是應然邏輯和政策主張，缺乏對老舊社區治理實際狀況尤其是治理過程的實證分析。老舊社區治理依然存在全能主義的路徑依賴，管理的少與治理得好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某種程度上呈現出“行政有效、治理無效”的局面。另一方面，研究者主要以國家和社會的分立為出發點，探究政府和社區之間的實然關系，提出老舊社區治理的關鍵在于黨政主導與社會協同相結合，然而，關于黨政如何主導、如何建立多元主體合作共治機制等，并沒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事實上，黨政主導并不等同于行政包辦，它亦可以起到引導、組織和培育自治的作用。如何實現黨政主導與社區自治相結合、如何平衡老舊社區治理的行政性和自治性，從而增強老舊社區治理的能力、合力和效能，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本文擬引入嵌入性理論，從分析老舊社區治理這一微觀場域回答國家與社會關系這一宏觀命題，為進一步推進新時代老舊社區治理機制創新提供理論支撐和經驗借鑒。
1.嵌入性理論視角及其適切性分析
嵌入（Embeddedness，又譯作鑲嵌）一詞最初是由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經典著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提出的，主要強調經濟行動乃是一個制度化的社會過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進一步提出，嵌入性是指個人或企業進入一個社會網絡之中的契合程度，社會行為實際上是嵌入社會關系中的。自此，嵌入問題成為一時顯學，引起國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彼得·埃文（Peter Evan） 進一步拓展了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概念，并用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又譯作鑲嵌性自主）的概念來描述國家與社會（市場）的互動關系。此后，嵌入性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皮特·何（Peter Ho）等學者在嵌入式行動的前提假設下，對中國轉型期間社會組織的生成、發展及運作進行了考察，提出了“嵌入的積極主義”。祖京（Zukin）和迪馬里奧（DiMaggio）進一步提出了嵌入性理論的分析框架，把嵌入性區分為政治嵌入性、結構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認知嵌入性。還有學者進一步區分了關系嵌入性和結構嵌入性的概念和功能，提出了嵌入性的層次結構概念，并根據實際研究需要將嵌入劃分為目標、制度、功能、關系、價值觀嵌入等方面。
將嵌入性理論與老舊社區治理研究相結合，既呈現出高度的契合性，又具有鮮明的現實價值。一方面，老舊社區治理研究具有極強的實踐價值，運用嵌入性理論進行解讀，可以提供一種新的分析視角，推動分析框架的創新和機制研究不斷深入。學界已然對運用嵌入性理論開展社區治理研究的適切性和重要性形成了基本共識，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嵌入性治理是城市社區治理機制創新的一個本土化分析框架；關于城鄉結合部老舊社區嵌入式治理的研究；關于資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的研究；國家、市場、社會在基層社區中的“半嵌入性互動治理形態”；以“政治嵌入”和“鄰里嵌入”為分析維度的“雙重”嵌入性理論分析框架 等。以上研究表明，運用嵌入性理論分析老舊社區治理的議題是切實可行的。另一方面，嵌入性理論可以對兩個或多個主體之間的本質關系進行闡釋。多元主體參與老舊社區治理已然成為發展趨勢，然而現階段多元治理的效果并不明顯，嵌入性理論可以為審視多元主體嵌入老舊社區治理的實踐提供全新的視角和理論框架。需要指出的是，老舊社區治理創新不僅需要組織、結構等的硬嵌入，更需要價值、文化等的軟嵌入，而目前學界對硬、軟兩種嵌入機制的具體作用及互動效應仍缺乏詳細論證。因此，本研究擬通過全面深入地分析老舊社區治理的既有機制，進一步總結形成一種有機融合、動態發展的嵌入與助推機制。
2.老舊社區的嵌入性治理分析框架
結合我國老舊社區治理的制度情境和現實基礎，筆者嘗試從嵌入性治理的角度闡釋政府（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進而提煉出多中心治理、協商治理、精細化治理等幾種助推機制，從而培育社區精神，推進社區自治。
第一，黨和政府構成老舊社區治理中“國家”的主要主體。在我國，黨組織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領導力量，具體來說，一方面，老舊社區治理可以通過嵌入性黨建來有效引領社會治理，以政治嵌入的方式實現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和適應性的重構，這種政治嵌入機制的前提作用主要體現在由它助推形成了其他幾種治理機制，包括多中心治理機制、協商治理機制、精細化治理機制，并以文化嵌入機制為保障，打造社區共同體意識。另一方面，政府在“黨委領導”下承擔“負責”的功能。其中，政府是協同共治的發起者和重要參與者。政府作為發起者并不意味著政府行政權力的無限擴大，而是進一步下放權力，將執政資源下沉，培育社區自治組織和社區自組織的發展，形成對社區的協同共治，并通過社區自治實現政府對社區的管理引導與民主治理。沒有國家的有力推動，社區治理往往會陷入“搭便車”的困境，呈現一盤散沙、無人治理和負責的局面。因此，以黨政為主軸將是我國老舊社區治理在一個時期的主要選擇。以政治嵌入機制為前提，能夠充分體現以黨政為主軸的內在邏輯，但需要指出的是，“黨政主軸”是指多重嵌入機制的主軸，而不是指由黨政力量來充當老舊社區治理的主體。由于嵌入性治理是一種多方或多重機制的嵌入，其中有一方會起到主導或核心的作用，以政治嵌入為前提的黨政主軸必然起到主導或核心的作用，從而更好地發揮組織各方機制嵌入的作用。
第二，“社會”行動主體更為多元化。嵌入性治理能夠使社會組織、社區各類志愿者組織、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和社區居民等不同性質的主體都嵌入社區公共事務的治理中來。嵌入性理論分析框架不僅包括多元主體層面的嵌入，而且包括多種治理機制的嵌入。一方面，以政治嵌入機制為基礎前提，直接影響著多元行動主體之間能否實現有效合作，另一方面，發揮政治嵌入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并以此激發社區自治，有利于推進老舊社區治理機制創新。因此，在政治嵌入機制發揮主導作用的前提下，以多中心治理機制為關鍵、以協商治理機制為手段、以精細化治理機制為目標、以注重培養社區精神為保障，共同構成了“培育自治”的核心內容。
綜上，老舊社區治理創新是否能夠實現，較大程度上取決于以黨建引領為核心的政治機制在老舊社區治理體系中的嵌入情況，不僅要有組織結構、決策機制等方面的助推機制（又可稱為硬機制），也要有目標、價值等方面的助推機制（又可稱為軟機制）。
二、HC老舊社區的治理困境與行動策略
之所以選擇以HC社區為案例，一方面，HC社區的性質和面臨的治理問題在我國老舊社區治理中有著典型性意義，其產權較清晰，屬于老舊商品房改造的成功范例；另一方面，HC社區積極探索社區治理體制創新，形成了多元共治的和諧格局，其改革思路和創新經驗有著一定的復制意義和推廣價值。本研究通過對HC社區進行綜合分析和微觀解剖，具體呈現黨政力量在引導社會力量參與老舊社區治理體制創新中的重要作用。
1.老舊社區的治理內卷化困境
HC社區是從1999年興建并陸續投入使用的一個純商業性社區，當時定位為中低檔小區。該社區位于SY區主城區，共有22棟居民住宅樓，87個單元，占地面積為79333平方米，建筑面積為114740平方米。目前居民總戶數為1004戶，常住人口2390人。2020年11月，HC社區被評為第六屆全國文明單位。
HC社區有三套機構合并運行，即社區黨總支、社區居委會和社區服務站。黨總支書記LX兼任居委會主任和社區服務站站長。社區工作人員共11人，7人為居委會專職工作人員，包括黨總支書記1人、專職副書記1人。居委會主要負責上級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委派的行政性和業務性工作。3位社區服務站工作人員屬于街道派出人員，主要承擔社區服務性工作。但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崗位職責界限并不明顯，根據工作需要時常機動調整。HC社區黨總支部下轄HC社區黨支部、離退休人員黨支部、非公聯合企業黨支部、SMY社區黨支部（SMY社區即是HC社區的二期小區，目前由HC社區居委會托管）。目前社區的年運行費用在50萬左右，其中包括SY區財政固定撥付的社區建設公益金25萬元。
隨著HC社區使用年限的增長，小區的各種問題逐漸顯現，曾連續三年位列SY區綜治考核倒數第一。例如，當時社區硬件設施破損，綠化面積減少，垃圾死角增多，導致物業、居委會、居民之間矛盾突出，是典型的問題社區。同時，因該小區是商品房改革后較早興建的老小區，一些設計不盡合理，配套設施不夠完善，尤其是停車位不能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建筑外墻體無保溫層等。諸多問題的長期堆積嚴重影響了社區居民的生活環境，關于物業公司服務問題的投訴乃至信訪案件日益增多。物業公司則由于人工物價上漲較快，物業費用入不敷出，無法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導致居民對物業服務水平普遍不滿，以至于不按時或不繳納物業費。物業公司又以物業費收繳困難為理由消極怠工。居民和物業公司這種尖銳對立逐步陷入惡性循環。這些問題直接導致多數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薄弱，很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2009年4月，HC社區成立了社區居委會和黨支部。成立之初，因為長期累積的問題在短時間內無法有效解決，工作開展非常困難，與物業公司的關系頗為緊張。因為遲遲解決不了居民的訴求，社區居民也不支持居委會的工作。黨支部和居委會兩頭受氣，成為無法有效開展工作的懸浮型基層組織。居委會的工作在所在區的各項考評中位于最差行列，社區也被列為問題嚴重的小區。居委會的成立不僅沒能幫助解決問題，反而使自身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困境。于是，居委會一籌莫展，物業公司冷眼旁觀，居民牢騷滿腹，這三者之間又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2.黨政主導與社區改造的策略
2011年6月，LX同志代理HC社區的居委會主任，2012年社區換屆當選為社區黨總支書記兼居委會主任。LX同志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走訪，深入了解了HC社區一系列問題及其根源所在，提出對HC社區進行全方位的改造勢在必行，而且黨支部和居委會必須起主導作用的主張。焦點問題在于：從哪里爭取資金支持實現對小區的更新升級？采用怎樣的工作方法讓矛盾雙方平心靜氣地接受解決問題的方案？用怎樣的創新思維實現對老舊小區治理的精耕細作，進而構建和諧文明的社區環境？
HC小區改造議題很快成為居委會工作重心。第一，動員群眾。居委會工作人員全體行動起來，與居民“一對一”“多對一”地認真溝通，逐步激發起全體居民參與社區改造項目的熱情。同時以調查問卷等方式收集居民的合理化意見和改造建議，分門別類地融入小區改造計劃。第二，民主協商。社區黨支部和居委會多次組織召開“五位一體”的居民議事會，最終確定了改造雨水管線、更新監控設備等11大項改造內容。自2015年起，每年召開“居民議事廳”會議10余次，征求群眾意見數十條，化解各類矛盾糾紛20余起。廣大黨員居民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意識越來越強。這種踏實的工作態度初步獲得了居民的好感。第三，籌措資金。經初步測算，升級改造小區內部環境需要數千萬資金。雖然按照2008年實施的《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管理辦法》，理論上可以動用約一千萬的專項維修資金，但當時黨支部和居委會在業主中并沒有公信力，物業公司和居民的矛盾曠日持久，寄希望于獲得2/3以上業主的簽字同意基本是不可能的。居委會主任LX不是單純的等靠要，而是積極向社會力量及企業籌集資金。在SY區相關部門和WQ街道的大力支持下，居委會經過與開發商多次艱難的溝通協商，在不動用小區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的前提下，于2013年底達成了由開發商投資3000萬元的初步協議。
2014年春，HC社區改造工程正式啟動，開展了景觀提升、擴建老年人活動中心等11項工程。同時開發商還擴建了650平方米的居民活動中心，加上原有的458平方米居委會公共用房，形成了1108平方米的辦公及居民活動中心。該活動中心設有一站式服務大廳、多功能廳、黨員活動室、棋牌室、托老所、圖書閱覽室、文化驛站、烘焙廚房等各種公共活動場所。HC社區升級改造項目于2015年4月全面完工。社區的面貌煥然一新，綠化面積達36000平方米，停車位增至680個，各種休閑娛樂設施一應俱全。
三、HC老舊社區治理的經驗分析：政治嵌入與助推機制的創新
整體來看，HC社區的治理正在逐步從政府主導型的強政府、弱社會的治理模式向黨政推動與社區自治相結合的多元共治模式轉變。我們將這種多元共治模式的作用機理總結為：政治嵌入機制和三個助推機制（多中心治理、協商治理、精細化治理機制）相結合，并以文化嵌入機制為保障，注重社區精神的培養。通過深入探討HC老舊社區治理的政治嵌入與助推機制，總結出其中蘊含的深層互動邏輯，有利于在理論層面上進一步推進老舊社區治理機制創新的相關研究。
1.以政治嵌入機制為前提，發揮黨建引領作用
政治嵌入指的是組織行為受到當地的政治環境、政治體制、權力結構的影響，主要關注政治因素對組織行為的作用機理，以及影響和激勵組織行為的某些制度特征。HC社區通過政治嵌入注重黨建引領和組織建設，積極探索現代化的社區治理方式，在組織結構上，構建了“社區黨總支—網格黨組織—黨員樓長”三級黨員管理體系，按照“分級、分類、分片”的原則，通過結對式教育、關愛式教育和網絡式教育等措施完善了黨員管理體制，特別是通過網絡教育創新了黨員教育管理的方式和內容。
黨總支創新組織設置模式，延伸組織工作手臂，充分發揮老干部、群團骨干先鋒模范作用，先后建立“非公企業聯合黨支部”和“老干部黨支部”，實現組織工作的全覆蓋。HC社區組建了一支以黨員為主力軍的“五彩耀動HC”服務隊，綠色代表環境衛生，杏色代表完善服務，藍色代表治安巡邏，紅色代表文藝引領，橙色代表孝老愛親。以此為基礎，開設了黨建“五色課堂”，分別是紅色課堂強信念、藍色課堂促成長、綠色課堂促健康、橙色課堂貼民心、杏色課堂筑和諧。通過黨建“五色課堂”，實現了黨建內容的具體化與多樣化，改變了以往的黨建就是組織政治學習的僵化方式，把黨務和居委會的事務銜接合并起來，克服了黨建的空泛化和懸浮化。“五色課堂”的開展充分挖掘了社區群團組織力量，促進了“五色俱樂部”的形成，極大地推動了“樓棟熟人圈”的建立，同時也為“百米服務圈”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2.以多中心治理機制為關鍵，形成多元共治格局
從HC社區治理的治理結構和內部機制來看，在政府力量、市場力量、社會力量組成的社區權力格局中，以黨支部和居委會為代表的黨和政府的力量在社區治理中居于主導性和指導性地位，能夠最大限度地擺脫市場與社會之間復雜的利益糾葛。其根本原因在于，當前時代背景和社會發展形勢下，黨的執政重心不斷下沉，但社會自治組織發育尚不充分，運行機制也不完善。
HC社區以“我的社區我做主”民主議事會制度為依托，構建協商民主運行機制。社區黨組織作為居委會、物業公司和社區居民協同共治的“潤滑劑”積極促進社區協商，三方互利互惠，互諒互讓，形成多元參與社區治理新格局。三者既并列，又在相互聯系中實現共同發展，極大提升了社區治理的水平和質量。
HC社區通過“三螺旋”的社區治理模式，解決居民熱點、難點問題15起，協調相關職能部門解決問題7起，得到了社區黨員和居民的高度認可。例如，4、9、13、16號樓居民曾提出，因為一樓沒有安全扶手給老年人的出行造成極大的不便，且存在安全隱患。為此，居委會以這四棟樓的樓門長為召集人，以“居民議事廳”為具體形式，根據協商民主的精神，及時將黨員和居民的需求提到日程，由黨總支向街道黨工委匯報，最后由街道出資2萬余元對其進行安裝。再比如，HC社區居委會每半年會針對全社區的家庭開展問需活動，社區居民有需求以家庭為單位提出來。經入戶走訪及各種形式的訪談，發現社區居民對于微型消防站的需求量達到30%。雖然這個要求比例并不能達到立即落實的標準，但居委會經過咨詢物業公司和消防部門，認為微型消防站在緊急時刻還是比較重要的。為此，居委會將此項涉及民生安全的需求提交社區黨組織，由社區黨組織協調社區物業提供場所，爭取街道工委出資建起了社區微型消防工作站，對那些不理解或不清楚這項工作的居民，社區居民骨干配合完成了宣傳解釋工作。上述多中心治理的創新實踐，使HC社區從一個矛盾重重的老舊小區變成一個溫馨和睦的示范性小區，其治理績效得到了小區居民的高度評價。
3.以協商治理機制為手段，搭建溝通和決策平臺
HC社區通過協商治理，將不同治理主體整合在一起議事，形成了溝通的平臺組織，實現了協商民主與群眾路線的統一。
在橫向層面，黨支部、居委會與開發商及物業公司的協商，激發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爭取到了社區改造資金，從根本上消除了小區常年累積的矛盾根源。開發商對小區的后繼改造投入彰顯了企業回饋社會的道德意義，為自身贏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同時，這一協商過程體現了國家與社會、市場關系的良性互動。
在縱向層面，居委會得到了SY區相關職能部門及所在街道的大力支持，與小區業主進行深入的協商，運用了協商民主的相關運行機制，通過“我的社區我做主”的居民議事廳，廣泛聽取居民的意見和建議，明確了小區改造計劃和重點實施項目，獲得了廣大業主的認可和贊許。在此過程中，居委會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協調改造資金，收集并反饋民意，從根本上修復了物業公司與業主之間的緊張關系。
協商治理的效應是三方共贏。居委會的工作卓有成效，社區黨組織贏得了居民更大的信任和擁護；企業樹立了自身的良好形象，消弭了與業主之間曠日持久的矛盾沖突；民眾收獲了居住環境的改善和舒適，對于公共事務有了更大的參與熱情，并在此過程中培育了踐行基層民主的理念和方式。干群關系密切了，社區黨支部的威信樹立起來了，社區風氣都得到了根本的改變。HC社區的治理微循環由此進入了一個暢通的軌道。
4.以精細化治理機制為目標，精準服務居民需求
精細化治理是指承載社區居民的多樣化、差異化需求，為促進居民利益表達和實現利益訴求提供精細化的服務和治理。在精細化治理層面，HC社區做了大量積極的探索。
第一，對準居民交往的需求，構建樓棟熟人圈，提升鄰里的信任度。雖然中國社會正在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和契約型社會轉變，但這種熟人社會仍然是一種社區治理的有效社會資本。HC社區組織以“鄰里守望”為主題的各種社區活動，以本樓棟的婦女黨員為引領人，以“熟人介紹熟人”的模式積極動員廣大居民參與社區建設。在此過程中，樓棟居民由不相往來逐漸轉變為交往頻繁，熟人圈的這種相互信任有利于破除社區治理中的集體行動困境。
第二，對準居民服務的需求，通過私人定制服務、“百米服務圈”等舉措，實現社區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近年推出的老年餐桌項目大受歡迎，運行良好。這是區民政局下屬的一個名為中央廚房的社會組織在HC社區推行的一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試點。HC社區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有近四百人，子女中午一般不回家吃飯，為了貼心照顧老年人的午餐問題，每頓飯補貼1/3的餐費，個人承擔2/3（試運行階段是10元補2元、15元補5元的方式，事實上是餐飲企業以零利潤的成本價提供），由指定的放心餐館提供午餐并且派送到社區。老年人既可以在社區活動中心一起用餐，也可以帶回家。對于行動不便的老人，還可以提供送飯上門的服務。正如一位社區服務站工作人員所講：這種引社會組織進社區的公益項目，一方面可以扶持壯大社會組織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社會組織的專業化運營團隊為社區居民提供價格低廉且優質的服務。黨支部和居委會做好監督和協調工作，也能夠更好地獲得居民的擁護和支持。這種精細化治理的舉措不僅更好地實現了為民排憂解難，而且帶來了社區治理水平的極大提升。
5.以文化嵌入機制為保障，打造社區共同體
文化嵌入指的是根植于特定文化土壤，共有的傳統價值觀、共有信念、傳統慣例等社會文化因素對組織行為的制約與影響。文化嵌入主要關注社會文化因素對組織目標實現的促成機理。文化嵌入社區治理的作用機理就是通過社區精神的培養、社區整體文化氛圍的塑造來提升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同時，以居規民約為抓手，重視軟法在社區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從而實現自治、法治與德治的有機統一。
居規民約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自治功能。這是居民實現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工具，為居民以自組織的方式解決公共問題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教化功能。居規民約的制定和實施過程，本身就是居民進行利益表達的一種重要形式，能夠促進居民確立對規則的信仰、對權利與義務關系的認知，促進契約精神、法治理念養成有益的行為習慣，最終內化為一種無需提醒的自覺遵守。三是整合功能。居規民約的制定與實施既提高了各種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又將硬法與軟法的治理效益進行整合，可以有效緩解政府解決社會糾紛的壓力，彌補法律法規在社區事務管理中的不足。只有當居規民約無法解決問題時，居民才需要訴諸法律。
從內容上來看，居規民約既弘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旋律，又涵蓋了社區環境維護、鄰里和睦互助等具體內容。從形式上來看，其內容是朗朗上口的歌詞，便于記憶傳唱。同時，創新居規民約的宣傳方式，將“遵守居規民約，共創和諧HC”的主題印制在車輛臨時停靠標識卡片上，正面是車輛臨時停靠時的手機號碼，反面是居規民約的詳細內容。這種宣傳方式更為靈活有效，有利于擴大影響，深入人心。
從深層次來看，HC社區的居規民約之所以取得較大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能站在社區治理現代化的角度，用改革的思維、創新的方法推行居規民約。例如，運用居規民約改變原有的“人治”方式，促進社區走向“契約式”治理，推動社區治理法制化建設；通過居規民約強化民眾的主體作用，推進城市社區治理由傳統政府“管理”向多元主體“共治”轉變；運用居規民約的引導力及約束力增進政府治理、社區自我調節、居民自治之間的良性互動，改變了傳統管理方式，提高了治理效率，降低了治理成本和風險。
四、老舊社區治理機制的內在邏輯：黨政主軸與培育自治
本文立足于HC社區治理案例，嘗試構建了一個具有整合性的嵌入性治理分析框架，從一般意義上總結歸納出老舊社區治理機制創新的核心要素，即我國老舊社區治理實質上是黨政主軸和培育自治下多元主體參與社區治理及社區公共服務供給。那么，黨政主軸與培育自治在推動老舊社區治理創新過程中的嵌入何以可能？這種多重嵌入是否基于某種共同的深層互動機理？質言之，本文嘗試分析這種多重嵌入下的政社關系的機制及其蘊含的內在機理。
第一，老舊社區的嵌入性治理是一個具有理論解釋力和實踐適切性的新型分析框架，而政治嵌入與助推機制則是分析的重要維度。政治嵌入深刻影響著老舊社區的治理進程，是老舊社區實現治理機制創新的重要前提；而助推機制則是在政治嵌入前提下，實現老舊社區良善治理的關鍵力量。這些創新機制和舉措調整了利益分配格局，激發了各種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展現了嵌入性治理在實現老舊社區良善治理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在以上研究基礎上，可以進一步分析嵌入性治理視角下的黨（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邏輯，并將其總結為黨政主軸和培育自治。
第二，黨政主軸以“政治嵌入”方式滲透到其他主體的治理過程中，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老舊社區治理體系。政治嵌入是黨和政府對老舊社區治理空間的監督與引導，通過黨建引領和能力提升，實現對社會力量的引導，保證老舊社區治理與黨和國家對社區發展的要求相一致。政治嵌入可以為老舊社區的善治提供必要的契機、能力、治理資源和根基，促進老舊社區提升治理效能。
第三，培育自治與老舊社區治理有著較強的契合性，是未來老舊社區治理發展的方向，也是治理機制真正發揮作用的深層機理。從HC社區的案例可以發現，培育社區自治不僅可以承接政府下放的公共事務，而且可以培育社會資本，讓居民之間逐步建立起信任和溝通的橋梁。各種社會力量在黨 和政府的指導和引導之下，形成了多個助推機制，可以為老舊社區治理貢獻力量。其中，多中心治理和協商治理分別打造了多元共治格局、搭建了良好的溝通和決策平臺。另外，老舊社區治理是根植社區關系網絡的居民聯盟，其以滿足社區居民的公共需求為宗旨，通過精細化治理來提供差異化服務，通過文化嵌入培養社區精神，從而獲取社區和居民的認同，維持良好的互動關系，進而獲得具有社會合法性的發展空間。這些都是培育自治的內在邏輯的重要體現。
綜上，老舊社區的嵌入性理論分析框架為治理機制的創新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視角，通過引入相關的分析變量，便于闡述政治嵌入與助推機制互動中的內在邏輯，更有利于全面審視當前老舊社區治理的運行機制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北京市HC社區的治理機制創新充分展現了“以黨政力量為主軸、與培育自治力量相結合”的嵌入性治理形態，為破解新時代背景下城市老舊社區治理場域中“國家—社會”關系的變化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參考思路。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政治嵌入與助推機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但是具體影響維度的有效性和互動的清晰邏輯，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老舊社區治理中復雜的治理情境和不斷變化的實踐情況，亟須進行更多、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
宋 洋：《老舊社區治理的創新之道及其內在邏輯——以北京市HC社區治理經驗為例》，《學習與探索》2021年第11期，第43—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