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有關物化或異化的討論曾一度淡出批判理論的核心舞臺，但近年來霍耐特、羅薩、耶給等人又再次復興了這一社會病理學診斷傳統。上述學者圍繞異化或物化概念各自展開的理論重建工作固然有著顯著的差異，但是，概括地看，批判理論內部的集體回轉有著共通的雙重旨趣。一方面，從內容上看，近來的討論都力求揭示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新異化現象的本質并探究其出現的根源；另一方面，從學理上看，不同學者都嘗試通過引入新的思想資源為新異化批判確立基礎，以期與馬克思、盧卡奇乃至早期批判理論家的具有本質主義、經濟主義、人道主義傾向的思想傳統區分開來。但是如果以批判理論傳統之外的視角審視這些理論重建工作，上述兩方面的努力仍有值得反思之處。就內容方面而言，如果我們重新聚焦此刻人的生存境遇問題，那么首先需要確定的仍然是人在“生產什么”與“怎樣生產”。堅持馬克思的這一重要原則并不意味著要把關乎人的討論限定在經濟維度之中，但無視馬克思的這一命題則容易將討論引向空泛抽象或主觀任意。相應地，就學理方面而言，正是生產生活的新特質要求既有的批判理論體系必須向新的思想資源保持開放，同時這些新特質也潛在地規定了檢驗各種思想資源批判效力的內在標準。
正是基于這樣的反思，承繼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學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為以異化問題為核心重建批判理論傳統厘定了現實前提。他將數字勞動的興起以及由此引發的西方數字資本主義轉型視為批判理論重建的具體時代背景。所謂數字勞動，就其本質而言是勞動者與數字生產要素相結合而進行的勞動，這些生產要素包括且不限于數字基礎設施、互聯網平臺、數據、信息、智能算法等。生產要素的變化一方面使得信息與通訊產業鏈條延長、吸納就業增多并成為全球經濟重要發展引擎；另一方面則使得全部互聯網用戶的各種使用行為都成為日趨壟斷的網絡平臺的隱形利潤來源，進而實質性轉變為被無償占有的生產勞動。本文將分析福克斯從數字勞動異化視角出發對批判理論進行的批判性重構，討論其與批判理論內部理論轉向所形成的共鳴、差異與互補。
一、批判理論的數字勞動時代重讀
歷經四期發展的批判理論已然成為一個具有豐富面向和內在張力的思想流派。但福克斯認為，從總體上看，批判理論仍然沿襲著馬克思開啟的批判范式，遵循著馬克思為這一范式立下的“絕對命令”：“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因而在內容上，批判理論的核心議題可以被概括為從邏輯上闡明美好生活的本質與它尚不能實現的原因，并且說明人類解構異化、統治和剝削的斗爭的可能性。基于這樣的總體性把握，福克斯并未對物化與異化概念做嚴格區分，而是將批判理論不同學者在技術理性、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社會心理等領域展開的批判均視為馬克思主義異化批判的具體發展。福克斯認為，需要在數字勞動的時代背景下對這些復雜的理論遺產進行一種時代重讀，考察其對由新勞動形式引發的新異化現象的批判效力。也正是在這種批判性的時代重讀過程中，福克斯對批判理論進行了梳理與重構。
首先，福克斯比較了批判理論內部異化分析的兩種不同邏輯起點。在以阿多諾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起源”和以霍耐特為代表的“社會化的道德唯心主義”之間，福克斯認為回歸前者更有助于我們展開對數字勞動時代社會病理的剖析。在福克斯看來，霍耐特試圖超越所謂的馬克思的經濟還原主義，將有關異化的討論引向生產領域之外，并為多種異化現象的批判建立普遍有效的道德一元論規范基礎。為此，霍耐特首先將人的本質預設為與“生產的動物”相對立的“精神的動物”，進而強調情感體驗對于主體身份建構的重要意義，最終重構了盧卡奇的物化概念，將物化理解為對承認的遺忘。相應地，物化的揚棄過程則是作為精神動物的人為爭取“自信、自尊和自豪”的斗爭過程，也是為了獲得“愛、平等和成就”而努力的過程。霍耐特將工作與經濟問題同樣納入到承認理論框架下予以討論。但他的理論重心在于強調從事不同工作的人都應受到承認，憑借自己的貢獻獲得成就感，尤其是從事家務勞動乃至數字勞動等非職業勞動的社會成員更應為自己正名。因此，福克斯認為霍耐特的物化理論“忽視社會物質性”，舍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根基，有走向道德唯心主義之嫌。
相比較之下，早期批判理論中更多地保留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回響，并以此直接批判不斷擴展的資本邏輯如何在技術的加持下對身處其中的人施加宰制這一現代性頑疾。福克斯指出，在對文化工業的分析中，阿多諾就曾作出過兩種不同層次的批判，一種是淺層次的針對文化工業出產的大眾文化商品內容與格調的批判。但阿多諾并未在此做更多的停留，而是很快轉入另一種更深層次的批判，從“政治經濟學批判起源”出發，揭示文化創造活動如何被“合理化”地接入資本增殖邏輯之中，進而被異化為一種有違自由自覺性質的工具性的勞動。在此基礎上，阿多諾進一步指出，物化的揚棄有賴于對工具理性的批判，而這需要打破既往的同一性辯證法，確立非同一性的、不斷否定的辯證法。
因此，在福克斯看來，重申早期批判理論的邏輯起點可以使得我們擺脫實證傳播學研究的窠臼，以批判的視角審視數字勞動。換言之，自覺地將表現為數量龐大的點擊、瀏覽、查詢、對話、購物、上傳分享、拍攝剪輯等網絡用戶自發行為的活動和創造理解為真實的資本宰制下的勞動。除此以外，阿多諾對于辯證法的重構則在方法論上對于數字勞動異化批判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正如阿多諾所提出的，非同一性的辯證法認為概念之中包含著它本不能涵蓋的意義，指引人們不斷否定既有的概念邊界而思考概念之間的辯證關系。這種辯證思維有助于我們在這個文化、乃至各種知識的生產過程愈發復雜與融合的時代進一步理解數字勞動的多重面向。其也使我們確信，盡管數字勞動是資本在尋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演化出的新的勞動形式，它天然地內嵌于整個資本主義結構之中，它的諸環節貫穿著工具理性與拜物教；但它的興起同時又是對我們所熟悉的勞動、雇傭、剝削、異化等概念的否定，繼而也蘊含著對資本邏輯加以否定的可能。
其次，福克斯指出，在將數字勞動納入資本邏輯循環中加以一般性考察的同時不能忽視這種新勞動形式的特殊性。進入數字時代，游戲和勞動的界限正變得非常模糊。人的娛樂休閑性活動，如聊天、購物、文化創造和分享、打游戲等，客觀上已成為為平臺貢獻流量和利潤的勞動。而同時傳統意義上嚴肅緊張的勞動，如送餐、快遞、出租車服務等，經過網絡平臺和智能算法的改造又往往被包裝為“做任務、攢積分”的小游戲。這種變化意味著，不再是馬克思所揭示的“痛苦的”勞動使人異化，而是“快樂的”勞動變為對人的宰制。因此，如若要理解數字勞動異化的本質與發生根源，馬爾庫塞對于工作、勞動與游戲三者的辯證分析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理論中介。
福克斯認為，從西方詞匯起源和發展來看，始終存在著工作（work）與勞動（labor）的分疏。前者代表著“創造、行動、制作”，而后者代表著“折磨、奴隸制和艱苦”。馬克思的思想也可以被視為這種二元區分傳統的延續。他指出，資本主義雇傭制度下工人所從事的艱苦勞動，與標志人的自由能動本質的工作截然不同，是一種異化的存在。但馬爾庫塞則通過引入弗洛伊德主義思想資源進一步延伸了對于人的本質的思考，也拓展了批判理論對異化的闡釋。在馬爾庫塞看來，即便我們揚棄了雇傭勞動，進入自由王國從事所謂非異化的工作，我們仍將處于壓抑之中而非得到真正的解放。這是因為工作與勞動的過程都是對遵循快樂原則行事的本我的壓抑。這兩者的區別僅在于前者是為維系人類文明的必要壓抑，而后者則是資本為實現不斷自我增殖而施加給工人的過度壓抑。相較而言，人真正渴望的是進行絕對自由的實踐活動，即游戲。只有在游戲中，人才能自己設立規則，不計后果，完全憑借自己的好惡對對象施加作用。但在現實生活之中，人只能在勞動的間隙短暫地游戲，并且這片刻的歡愉與自由只是為更長久與艱難的勞動積蓄力量。
因此，在福克斯看來，馬爾庫塞的分析切中了資本主義雙重剝削的實質。資本對于勞動者的剝削既是經濟上對剩余價值的掠奪，也是精神上對人的生命力的壓抑；這不僅造成了工人經濟上的困頓，更使得快樂的感受成為一種極度稀缺的資源。也正是在這種快感稀缺的狀況下，工人會主動從事任何能夠提供一定快樂感受的活動。或者說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任何勞動只要被包裝得看似游戲，就可以吸引大量參與者為之無償付出。以社交媒體為例，用戶上傳的豐富的創意、信息乃至任何數據都是互聯網公司利潤的來源，但是這些付出因其特殊的外在形式而被用戶視為游戲。事實上，用戶所癡迷的各種“游戲”絕非純粹自由的游戲，它始終受到網絡平臺限制、誘導與操控。如果說雇傭工人被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的看不見的線束縛著，那么數字勞動者則無時不被由自己生產的數據而喂養成熟的算法無形地監視與操縱著。而當勞動與游戲日益融合為“游戲勞動”，則意味著休閑時間在快樂的表象下日益轉化為剩余價值生產時間，人們正在失去可以使勞動“暫停”的權利。
最后，福克斯認為批判理論不僅包含對異化根源的探討，還著重分析了它在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多領域內的多層次表現形式，揭示了“無產階級缺乏對生產資料的控制而造成的異化現象”以外的異化現象。在此基礎上，霍耐特對物化的三種區分更是提供了另一個看待異化問題的維度。通過對批判理論內部不同視角的整合，福克斯最終構建出數字勞動異化批判的基本框架。
福克斯指出，對于霍耐特來說，存在著“我們同其他人、世界和自己的關系中的物化”，三種物化的結果就是產生了“主體間性、客觀性和主觀性三種異化形式”。由此可見，霍耐特的分析不僅從另外的視角重構了馬克思所闡明的四種異化現象，并且補充了“主觀異化”這一概念。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勞動異化有四個層次的表現：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人同生產過程、人同人的類本質以及人同人相異化。在這其中，生產過程同勞動者的異化、人同人之間關系的異化可以被視為是主體間性的異化。勞動產品同勞動者的異化、人的類本質與人的異化則是從人同世界的關系出發描述的客觀性的異化。而福克斯將霍耐特的“主觀異化”視為在以上四種異化之外的重要補充。所謂“主觀異化”，根據福克斯的解讀是指人是否能在客觀異化、主體間異化的環境中自覺地意識到這種異化的存在。主觀異化的主體會失去對非異化的可能環境的想象，失去對統治秩序的不安，失去對勞動、政治、文化等方面不滿的情感體驗。而一旦主體陷入到主觀異化之中，他將喪失為權利而斗爭的興趣，只是冷漠地對待世界與他人。福克斯認為，從理論上來說，網絡使得無產階級在逐漸喪失了工廠合作勞動之后再次獲得了廣泛聯系、不斷斗爭的可能，但是行動必須建立在反抗意愿的前提下。因此，霍耐特對于主觀異化的批判與揚棄是數字時代值得重視的思想資源。
通過整合批判理論多維度的闡述，福克斯提出可以將當代數字勞動異化現象置于一個由橫縱兩個坐標軸共九個維度的框架下予以詳細分析，其中“一個軸沿著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劃分展開；另一個軸沿著主體、主體間交往和客體的方向展開”。基于這樣的分類，我們可以更為清楚地了解用戶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各種數字勞動在何種意義上成為剝削、監視乃至規訓他們的對立物。而尤其值得揭示的是，當這種物化已經深入到主體態度層面，用戶可能會主動地接納乃至認同這些異化現象。
二、構建批判理論與文化唯物主義之間的對話
通過上述的批判性重構，福克斯將批判理論整合為一種開展數字勞動異化批判的重要思想資源。但他同樣反對將批判理論的各種闡述直接套用在對當下數字勞動問題的分析上。從上述分析也不難發現，福克斯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引用了批判理論家的成果，甚至對批判理論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的物化理論還不乏批評和改造。換言之，福克斯認為盡管批判理論仍以“社會病理學”診斷為己任，但是其部分核心理論預設已經不適用于勞動形式劇烈轉變的信息資本主義時代。這種偏離的發生正源自哈貝馬斯的勞動—交往二元論預設，而且這種劃分對霍耐特等人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一，福克斯認為西方社會已經進入信息資本主義階段，信息的生產、儲存、傳遞、交換、分配、消費都是以數字形式進行的。此時勞動的內容和形式都在發生變化，有償的或無償的、狹義的或廣義的、自知的或不自知的數字勞動正在成為剩余價值的重要來源。但數字勞動既不是絕對的非物質勞動，更非傳統的物質勞動，它集合了交往溝通、意義創造、物質生產與資本剝削等諸多復雜的環節于一體。因此，如果要對數字勞動問題進行解析，福克斯認為我們就要重新理解“勞動和交往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單純地把創造信息的交往勞動“假設視為意識形態”或上層建筑層面的問 題，與經濟基礎割裂來看待。
第二，福克斯認為這種對勞動和交往的割裂乃至顛倒正是哈貝馬斯理論的前提。福克斯承認，討論交往與勞動問題，哈貝馬斯無疑是不能略過的重要學者。但是在福克斯看來，“哈貝馬斯的理論嚴格區分了交往和勞動、生活世界和經濟”，將理論建立在“媒體二元論基礎上”，并且“認為語言交往具有天然的純潔性、公平性和善等特點”，只是貨幣和權力“在生活世界中滲透、淡化、控制、操縱、支配、取代和遏制真實的交往行為，從而造成社會的病態行為”。就此，福克斯對這種二元對立質疑道，為何溝通行為相較于目的性行為就必然是好的？他舉例指出：為了使得恐怖襲擊得以成功的溝通與為了幫助受困孩子的溝通都是可以等閑視之的嗎？可見福克斯的這種質疑與霍耐特對哈貝馬斯的反思不乏相似之處。在霍耐特看來，哈貝馬斯主張進行價值中立、不預設目的的交往或商談，這種主張使其理論缺失規范性，只是潛在地表達了其對社會正義的界定，因此還需要從其他維度補充關于主體交往動機的討論。
第三，福克斯最終提出，如果想要像哈貝馬斯一樣，在理性的不同形式中進行一種“道德的區分”，那么應該主張以“合作行為”反對“工具性行為”。換言之，應主張造福全體的行為，并以此反對“使人類和社會工具化，使一部分人凌駕于另一部分人之上”的工具性行為。在福克斯看來，這樣的區分不僅可以將溝通還原“為所有社會制度的基礎”的“象征性中介”，而且可以恢復馬克思所強調的經濟生產維度的重要性。而這一點在阿多諾和馬爾庫塞的理論中還曾殘有一席之地。
綜合以上分析，福克斯認為，當數字勞動逐漸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主導性的生產勞動時，一種將勞動與交往，經濟、權力與生活領域二元對立的理論的局限性就顯現出來。在他看來，我們無法設想一個脫離必要的物質手段而形成的理想交往活動，也無法設想不關乎勞動合作而建立起來的承認關系，進而也無法相信依靠這些規范性可以自上而下地解決數字勞動時代的種種異化與物化現象。但是，他同時反對將交往還原勞動的經濟還原主義或將勞動劃歸為符號交換的文化還原主義。福克斯主張“建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與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方法之間的對話”，通過引入文化唯物主義的“辯證的、非還原主義的方式”思考數字勞動問題。如此，既能承繼批判理論對于物化現象的豐富討論，又能使這些討論適用于當代信息化、數字化的勞動形式。
作為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雷蒙德·威廉斯最為重要的理論貢獻莫過于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文化唯物主義”理論。該理論的核心論點為：“文化是一種社會的和物質的生產過程”，“物質的生產工具包括從作為物質的‘實踐的意識’的語言，到寫作的具體技術和形式，再到機械的和電子的通訊系統。”盡管威廉斯認為他的理論旨在以“徹底的唯物主義”解釋復雜的文化問題，但在當時卻遭到來自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兩方面的批評。一方面，斯圖亞特·霍爾將威廉斯與E.P.湯普森、理查德·霍加特統稱為“文化主義”范式的踐行者，認為他們的理論存在將文化概念無限放大、泛化的傾向，而他則要以“結構主義”范式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伊格爾頓則認為威廉斯否定了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經典分析框架，因此他的主張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原則。盡管這兩種批評各有側重，但實際上都指向一個問題，即如何處理文化與經濟的關系。事實上，威廉斯并沒有“與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一隱喻果決地永別”,而是對馬克思的“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個具有隱喻性質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進行了重新的分析與界定。在威廉斯看來，我們不能把文化與經濟看成是兩種相對立的活動，劃分在框架兩側然后再試圖解釋它們之間的呼應關系。他認為，所謂的“基礎”包括一切的人類實踐活動，如生產一架鋼琴的勞動與演奏一首鋼琴曲都是“基礎”的一部分。與之相對立的、矗立其上的不是馬克思的“上層建筑”，而是葛蘭西所提出的“領導權”，或按照威廉斯自己的話說，是“一整套的實踐和期望，是我們的力量分配，是我們對人及其世界的本質的一般理解”。
盡管威廉斯的上述理論在學派內部曾一度遇冷，但是在20世紀末西方社會逐漸進入信息資本主義時代后，這一理論再次引發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興趣。不僅美國信息資本主義重要研究者丹·席勒稱威廉斯為他的“學術英雄”，福克斯更認為威廉斯對于“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闡釋為理解數字時代基于通信手段的生產勞動的性質提供了重要啟發。在他看來:“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洞見是，經濟和文化之間既是同一的，同時又是非同一的關系。文化是經濟的一部分，同時又超越了經濟。”由此，福克斯認為，在以腦力勞動、情感勞動、非物質勞動為主的時代，我們仍然不能忽視這些表現為文化創造的工作實際上由兩個部分構成，即“創造文化技術”的“物質的文化工作”和“創造信息和交流”的“信息工作”。與其類似，勞動者與數字生產要素相結合而進行的數字勞動同樣也是兩種類型勞動的統一，即“數字信息勞動”與“物質數字勞動”的統一。其中“數字信息勞動”超越了物質性的“基礎”，而“物質數字勞動”與其他的工業、農業或商業活動一樣，屬于“基礎”的一部分。
由此可見，福克斯從文化唯物主義視角出發，將數字勞動視為是兩種類型活動的綜合：一方面，勞動者依賴數字通信技術獲取經濟回報，盡管這些回報有時被不正當地剝奪；另一方面，勞動者在此過程中進行了豐富的信息、數據與創意生產和消費，而這些內容有時會與主導性意識形態發生碰撞。相應地，數字勞動異化問題也是二元復合的。這意味著對于數字勞動時代我們所觀察到的種種社會癥候，都需要從雙重視角進行剖析。這些癥候包括且不限于短視頻平臺上流行的夸張而同一的網紅做秀、在經濟和快感上進行雙重剝削的“游戲勞動”、拒絕對異化現象加以體察和反抗的“喪”主體出現等。在這一點上，可以說福克斯與南希·弗雷澤站在同樣的立場，后者曾提醒我們“再分配”與“承認”是兩個不能彼此化約而又交織在一起的規范性標準，而失去任何一個維度的討論與抗爭都會使我們無法徹底擺脫“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境遇。福克斯指出，批判理論思想傳統的內在限度就在于，它將勞動與交往、經濟與文化視為分裂的，并以期后者對前者構成解放。他認為，正是在這里應該引入威廉斯的辯證視角，而且后者的主張更能幫助我們揚棄數字勞動異化。在電視和廣播流行的20世紀60—80年代，威廉斯曾提出構建容納工人階級的社會文化共同體，同時也清楚地認識到共同體的建設離不開“參與的手段和共同討論的手段”。只有工人階級可以建立并掌控“民主的”文化傳播體系，終結既往的“獨裁的、父權的和商業的”傳播系統，才有可能完成繼經濟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文化革命。類似地，在數字勞動時代，異化的揚棄固然離不開政治倫理的重建，但也還需要回到阿多諾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起源，需要理解威廉斯的文化與經濟的辯證法，通過使所有社會成員合理地分配和享用數字生產要素而最終實現。
三、路徑的共鳴與實踐的超越
福克斯基于對當代社會勞動對象、工具和內容變遷的觀察，以異化問題為核心線索，對批判理論進行了反思和重構，提出了數字勞動異化揚棄的實踐路徑。但對于福克斯對批判理論的反思，仍有值得進一步反思之處。
首先，通過以上分析可見，福克斯對于批判理論不同時期思想的態度具有明顯的區別，而對哈貝馬斯的批評則尤為尖銳，顯現出回到早期批判理論立場與方法的傾向。這種深入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并對其進行倫理批判的研究路向與批判理論內部部分學者形成了共鳴與互補。
在福克斯看來，哈貝馬斯的理論缺乏對數字勞動的批判效力。單就這一判斷而言，必然會引發哈貝馬斯支持者的反對。例如，福克斯所關心的社交媒體用戶自發使用行為受到資本邏輯鉗制這一現象，似乎非但不是哈貝馬斯無法解釋的新現象，反而恰恰可以用哈貝馬斯最具原創性的術語和理論概括，即生活世界被經濟系統殖民。但在這一問題上，福克斯完全采取另一種自下而上的視角，強調所謂的“生活世界”從來不是抽象的道德和規范的孕育之地，它的存在始終依賴于一定的物質手段，并且不承認源于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交往規范具有普遍意義。因此，福克斯選擇首先深入到資本主義內部，探查其在數字時代的新發展特點，進而批判性地借用批判理論對于異化與物化的豐富闡釋，用以描述和分析新勞動形式對勞動者的壓抑與制約。
無獨有偶，作為批判理論第四代理論領軍人物之一的拉埃爾·耶給也將重新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問題視為批判理論新的出發點。在她看來，早期批判理論家對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問題有所關注，但是對經濟學本身的關注很快讓位于對商品邏輯和物化現象的文化批判。此后哈貝馬斯對于生活世界和經濟系統的二分法使得對經濟問題的討論被進一步地簡單化和抽象化。經濟被理解為一個相對于其他社會領域更為自治的領域，它受到自身邏輯的指引，需要民主政治的馴化，以防其入侵生活世界。耶給認為，經過哈貝馬斯的理論分水嶺，資本主義的經濟問題逐漸被視為一個“黑箱”，而此后的學者則圍繞著這個“黑箱”展開了諸如“分配正義”等問題的熱烈討論。如此一來，資本主義的批評家們不僅不再追究資本主義經濟具體運轉的本質，更是將這些內容視為與規范性重建無關緊要的東西而排除出理論視野。針對這種理論迷思，耶給同樣認為有必要重新討論資本主義的經濟問題，從最基本的諸如市場、剝削、生產等范疇出發，通過歷史性考察和批判性反思進而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以及在其中交織的種族、性別以及生態問題。
盡管來自批判理論內部和外部的兩種反思和重構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但福克斯與耶給之間的差異也是不容忽視的。福克斯的理論重心在于運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框架系統性地揭示數字資本積累和循環的秘密，同時效驗批判理論的異化分析是否仍然能夠描述數字時代勞動者的生存境遇。而耶給的理論重心則在于討論資本主義倫理批判路徑的有效性，揭示經濟功能批判和道德批判兩種路徑的不足。兩者的觀點在這種相似與差異中形成互補。
其次，福克斯對于批判理論思想的解讀仍有不準確和不全面之處，尤其是對霍耐特的物化理論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認為霍耐特僅提供了一個理解物化現象的新維度，而這無疑忽視了霍耐特將勞動問題納入承認理論的諸多努力和成果。事實上，霍耐特以勞動組織形式作為內在批判規范基礎而展開的討論正擊中了福克斯數字勞動異化理論的一個盲點。在福克斯的諸多文本中，他雖然注重闡明數字勞動的豐富類型、勞動內容和它們如何成為當代資本主義重要利潤來源，但卻缺少對于數字時代勞動組織形式變化的進一步分析，也沒有說明這種松散而不確定的勞動組織方式對于勞動者生存狀態的諸多沖擊，而這無疑是數字時代特有的異化現象。
霍耐特指出，盡管當下的勞動過程及其具體內容仍然具有馬克思所揭示的異化性質，但我們并沒有理由將前工業時代的手工勞作或藝術創造作為勞動的應然狀態，也不可能以這種主觀想象作為勞動解放的目標。在霍耐特看來，我們將批判的矛頭從勞動行為本身轉移到勞動的組織方式上，追問現實的勞動組織方式是否有違經濟分工應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社會整合這一內在要求。這種社會整合包括黑格爾和涂爾干分別強調的兩個方面內容，前者提出市場經濟下社會對個體的承認基于其勞動貢獻，而后者指出勞動的分工促進了人與人的依賴，使得社會從機械團結發展為有機團結。物化的發生無疑包括對于這種基于勞動的承認的遺忘。
因此，如果以霍耐特的這種批判視角反觀數字勞動的組織方式，可以看到它可能在兩個方面背離了社會整合的要求，進而具有霍耐特意義上的物化性質。一方面，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組織形式變得愈發透明、隱形，這使得多種形式的數字勞動得不到應有的承認。另一方面，傳統雇傭制度日益解體，靈活用工制度盛行，勞動者日益變為獨立的承包商，必須和由資本與算法構筑的巨型平臺建立靈活、松散、短暫、不確定的“合作關系”，以獲得流量、數據等數字生產要素。在這種不確定的合作關系下，缺乏安全感和長久穩定預期的勞動者可能難以維系社會有機團結。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福克斯理論重建的最大創新點在于，他提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是對批判理論的良好補充，并且在這兩個長期被視為對立的理論傳統之間進行了大膽的對接。但需要注意的是，從理論層面而言，福克斯意圖將威廉斯的文化理論再次帶回到數字時代的學術視野中，而從政治與實踐層面來看，福克斯同時復活的卻是英國第一代新左派的政治立場，在數字時代重新探討了“勞工階級”作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運動主體的意義與可能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福克斯超越了批判理論日趨保守的理論體系，使得對異化的討論具有更為激進但直接的現實指向性。
在后工業時代來臨和新自由主義興起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左翼運動面對的最大困境莫過于革命主體的消失。對于究竟應該依靠何者向資本主義發起終極挑戰的問題，西方左翼學界放棄了馬克思的階級話語，給出了兩種不同的回答。第一種回答建立在微觀視角和身份差異之上，強調發掘不同人群在性別、民族、種族、膚色、性取向等方面的差異，以揭示這些小眾群體在資本主義社會長期以來所承受的意識形態霸權，進而喚醒他們的反抗。然而時至今日，歐美的身份政治路線越發難以為繼。一方面，身份平權的呼吁逐漸轉變為對身份特權的激烈爭奪；另一方面，身份政治被資本主義制度收編和接管，各種抗議群體日益淪為選票政治下的臺前棋子。面對身份政治的困境，另有左翼思想家基于宏觀視角和普遍共性提出，應該團結所有被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政治權力和主流意識形態排斥在外的“他者”，重塑當代的“新無產階級”。在這個意義上，奈格里的“諸眾”、阿甘本的“赤裸生命”、齊澤克的“被排除者”、朗西埃的“無分者”可謂具有一種“家族相似性”。換言之，左翼思想試圖通過尋找“新無產階級”的“最大公約數”，擴大革命主體的范圍和人數，進而克服身份政治運動趨于碎片化和彼此爭斗的困境。但是他者政治需要回應的詰難是：這些不同于“無產階級工人”的“無用者”何以可能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無論哪一種新社會運動路線，都可以從阿多諾乃至霍耐特的批判理論中獲得理論支持。或者說，批判理論向所有感到痛苦、壓抑、被排斥的群體保持著一種理論開放性。
相較而言，福克斯對于數字勞動的探討提示了第三種反抗主體形成的可能，這一日益壯大的群體有可能將“批判的武器”轉變為“武器的批判”。他的分析已經指出，當代所有網絡使用者正共同從事著同樣的第二份工作：數字勞動。這也就意味著此刻所有人都匯聚在同一個由實體性數字基礎設施與通訊設備和虛擬性網絡交往空間共同構筑的“社會數字工廠”之中。這其中，失去對數字基礎設施、數據、算法等數字生產要素掌控的多數人則客觀上共同形成了“數字無產階級”。福克斯為各色“身份”和“他者”重新賦予了“數字勞工”這一共同的身份。并且他認為，人們對于“數字勞工”這一共同身份的體察與認同也并非單純依靠公共領域內的傾訴、對話、抗議或集結，而更多地是通過對日益發達的數字經濟的反思及對嵌構于其中的個體工作與生活異化狀況的覺察而形成的。
因此，從福克斯對于“數字勞工”的討論中不難看到英國第一代新左派政治思想的余脈。甚至可以說，威廉斯對于福克斯而言，不僅提供了承接德國批判傳統的理論基座，更影響了他對社會革命主體的思考。活躍于20世紀50—80年代的威廉斯始終將產業工人階級視為英國社會主義“希望的源泉”，這種理想曾經隨著英國產業轉型而一度破滅。但在數字勞動日益興起的當下，福克斯在正日益壯大的數字勞工群體身上傾注的期待與新左派前輩不乏相似之處。毋庸置疑的是，資本主義世界中廣泛存在的數字勞工群體距離真正成為一種自在自為的階級，并擔負起此前產業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仍然有著遙遠的距離。
陳 希：《C.福克斯從數字勞動異化視角對批判理論的反思與重構》，《學習與探索》2021年第11期，第18—25頁。